無底線的工作態度是職場大忌！太迫切地想討好別人，反而會傷害自己...

　　從有記憶以來，我就一直夢想著成為作家。四歲時，我想要趕快長大寫書；七歲時，我認為應該要先成為記者，才能磨練文筆和賺點錢（真是笑話一則）；十二歲時，在寫信給所有當地報社編輯央求一份工作之后，我獲得在《德里日報》（Derry Journal，暫譯）撰寫隔周專欄的機會。我在專欄中討論當天的重要議題，例如澳洲肥皂劇影星發行流行歌的現象是否太過泛濫（是），以及燙卷發型是否會流行很久（否）。

　　就讀英國寄宿學校期間，我讓學校報紙重新活躍起來并將其命名為《次文化》（Subculture），因為我覺得聽起來很酷。我把握每一次累積工作經驗的機會：我參加過全國性的年輕記者競賽并獲得第二名，頒獎時我握到了新聞主播特雷弗．麥克唐納（Trevor McDonald）的手，拿到的獎品則是家用攝影機。我在大學報紙擔任專版編輯，暑假期間則是去實習，其中一次是在《閑談者》（Tatler）2雜志當了三周的辦公室傭人，被穿著低跟鞋和啦啦隊裙、好像是叫做賽琳娜和芙洛西之類的女性呼來喚去（值得慶幸的是，《閑談者》現在已經改變了）。

　　我想表達的是，當我在二十幾歲中期進入全國性的周日報擔任記者，我的自我認同已經是徹底建立在成為新聞工作者的志向上。我應該要感到興奮才對，但事實上，新聞業和我的期待有不少落差。我的抱負是要成為政治記者，透過頭版向民選代表問責以及揭發政府丑聞，然而我卻吃著驩肉燉菜，讓自己面臨年紀大到可以當我爸爸的男人在半夜拿卷筒衛生紙給我的恐怖情境。

　　這份工作還是有我非常喜歡的部分，例如我一直熱愛寫作，而能夠在有趣人物的人生重要時刻訪問本人，也是很開心的事。然而，我無法接受辦公室政治：指派工作的原則是基于偏袒而不是表現，或是某些報社以不合理的方式促使記者相互競爭，導致同事之間彌漫著不信任和嫉妒的氣氛。

　　這個時期，我在許多間不同的報社工作過，最后在二十九歲時來到《觀察家報》擔任專題記者。《觀察家報》是我最愛看的報紙，以出色的記者素質和長篇報導聞名，別人聽說我在那里工作之后，反應通常都會是「哇，這應該是你夢想中的工作吧」。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確實是我夢想中的職業。在這里，我有機會接觸到一些精彩且重要的工作，許多篇我最自傲的報導也是在人生的這個階段完成。

　　盡管如此，由于我實在太慶幸能得到這份工作，也因為當時身為報社里年紀和其他人有明顯落差又是最年輕的專題記者，我覺得自己必須要為此付出代價，也就是盡可能地答應任何要求。我想要以認真敬業的態度和陽光的性格讓同僚印象深刻。那時我認為，雖然自己不是經驗最豐富的記者，但可以成為最容易相處、寫作速度快又絕不錯過截稿期限，以及對工作來者不拒的記者，而我的推論是，這樣一來，我就能贏得同僚的尊敬。

　　這種策略最大的問題就在于，最后我變成太迫切地想討好別人，反而傷害了自己。正是因為毫無底線的態度，導致我經常被要求接下自己不想或沒時間寫的報導，然而我還是會點頭接受。這也導致我從來沒有鉆研出屬于自己的專業領域，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是可以寫任何題材的專題記者。這一周我可能在寫發現佛陀誕生地，下一周則是寫女性搖滾巨星重回巔峰。

　　我也曾經協助頂替其他人的工作，對象包括度假中的電視節目評論家，以及忙著和小孩一起在期中假期出游的知名專欄作家，但是我從來都沒有屬于自己的固定版面，即便一再向上司強調我能做到的事。我把人生中的這段時期稱作「Q&A期」，Q&A是安插在《觀察家報》第三頁「新評論」版的專欄，內容會逐字記錄知名人士的簡短訪談。沒有人喜歡負責這個欄位，因為考量到要做研究和逐字稿，Q&A的費工程度根本不亞于標準長度的訪談，但是功績卻不如一般訪談顯赫。記者的姓名只會以很小的字體標示在專欄最下方，而且并沒有發揮寫作能力的空間。

　　多數的專題記者大約是每半年負責幾次的Q&A，但是我卻愿意每次都接下這份工作，于是我漸漸成了大家口中的Q&A高手，因此我不停地被征詢意愿，而我也不停地點頭說好。我已經記不得那段時間自己究竟做了幾次Q&A，但一定是多到不合理。這并不是在發牢騷，畢竟我是如此幸運，能和杰出又理解我的編輯共事，只要我提出問題，他都會竭盡所能地表達支持。

　　我想強調的是，如強迫癥般一股腦地說好的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能鼓起勇氣表達自己的想法，并堅守自己的立場；也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了解到，適時說「不」是多么強大的力量。我并不是唯一有這類經歷的人，根據二〇一八年發表于《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的一項研究，相較于男性員工，女性員工更有可能答應接下吃力不討好的辦公室工作。